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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匈牙利华人
聚焦匈牙利华人
    WINK网综合消息:近来,由于匈牙利右翼借现政府尚未通过的一项未来亚洲移民计划发起攻击,匈牙利的华人生活成了当地媒体关心并热炒的问题。匈牙利时事周刊《HETEK》特组织了一期《匈牙利华人的生活》专题报道,无论在匈牙利人中还是当地华人中都引起很大反响。
    文章记者表示:“一谈到居住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人们就会联想到市场、贿赂和价格便宜的劣质商品。然而事实上,匈牙利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得多。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几乎毫无所知,而他们对我们却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
    记者不仅采访了罗兰大学中文系主任、匈牙利孔子学院院长郝清新(Hamar Imre)、历史学者邵莱特(Salát Gergely)、贝山(P. Szabó Sándor)、文学翻译家兼作家余泽民和旅匈华商、蒙族歌手腾格拉戈等进行了专访,同时走访了四虎市场和中匈双语小学,对匈牙利华人的成分与生活情况进行了全方位介绍。
    该杂志记者总结说:展望中匈国两国的未来,我们应该慢慢习惯地看到——在他们身上有着全球化的、具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公民的特质。
 

 
导言
 
       毫无疑问,大批亚洲移民在我国出现,与中国体制改革时期密切相关。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开放政策,时间是其最好的见证: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功,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当然,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外国资金的流入,大批怀着冒险精神、自由愿望和挣钱梦想的中国人开始涌出封闭已久的国门。
      许多人意识到,由于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零售网络领域内相对真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无限商机。1988年取消双边签证后,我们国家的中国移民数字从0一下子激增到3万!最初一批移民是在卡达尔时期作为劳务输出到我们国家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启蒙”下,大陆的中国人掀起了到东欧的服装经营热。起先,他们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当时从布达佩斯到北京的国际列车票只有700福林!就这样形成了“第二条丝绸之路”。
      后来,货运贩运从皮箱发展到货柜,直到今天,货柜也是不容替代的运输形式。在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成为了东欧地区中国商品出口的中心。当时南斯拉夫由于战乱所造成的商品短缺也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人传说,当时运到我国的中国货是如此之多,即便每个匈牙利人一年冬季买十件羽绒服和二十双雪地靴也不可能卖完。清关的手续也很混乱,因为当时匈牙利有关方面无法证明中国商人所出示价格的真实性。不能回避这个事实,由于双方的经济利益,双方之间很快形成了合作的默契。
      这次狂潮大致持续到1992年匈牙利政府方面决定恢复签证,因此,对亚洲移民来说:“充满承诺的世界”变成了“充满判决的世界”。第二次中国人移民潮大约在2000年前后结束。南斯拉夫战乱结束后,劣质产品的红紫大运也随之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海关清关也加强恶劣力度,匈牙利加入欧盟之后,每个第三国都需要进口许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早期已积攒下一笔财富的中国人,有不少回国发展,或转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目前,中国商人关注的热点是乌克兰、罗马尼亚,还有不少回到了经济水平以每年10%的高速增长的祖国。
 
1,四虎市场和其它
 
    布达佩斯八区市场,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11点:可以看到成堆成堆带有耐克 Nike、阿迪达斯 Adidas、 古奇Gucci、阿玛尼Armani等名牌商标的服装、鞋类和太阳镜等商品。95%的销售者,是被住在附近的居民称为“吊眼睛的”亚洲人。
    购买者大多是匈牙利人,从退休的老妇到年轻夫妻。地上到处扔着纸箱和垃圾。雨水浸湿了纸箱表面,空气中弥漫着快餐、油饼并且混合着胶鞋的味道。 不时出现几个身穿批甲克、神色小心的人低声询问:是否需要“催泪剂、电击棒、折叠棍”?经我们询问得知,这里还可以买到鞭炮和焰火,价格从4000福林到5万福林不等,有的7分钟内可以连响240声的挂鞭。有的地方专卖酒精饮料。不时有大块头的汉子在人流中出入。其中有一个问:要不要事先添好的发票本?
    许多中国人淋着雨站在摊位之间狭小的过道中央,象邮局的点钱机一样飞速点着手里的2万面值的钞票。几乎在每个路口都有一个卖手机的,向客人们保证次日早上可以搞到任何一种款式的手机而且补充道:“便宜、全新、各种卡通用……”
    据说,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枪支和毒品不能直接开口询问,不过,每周毒品都有两次进货。
    有着自己中文名字——“四虎市场”的八区市场,现在已经风光不再,但仍担负着货物集中与发散的贸易功能。根据调查,每五个匈牙利中,至少有一个曾在布达佩斯或外地的中国市场上从亚洲人手里买过东西。最初,“四虎市场”为中国移民提供出租的商亭,后来,一个商亭的价格曾被炒到4万美金!但这仍要比塞给市场经营者的“红包”少。
    如果按人头统计,差不多在匈牙利居住的中国人,每人都开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另有消息表明,这些公司只有一半真实存在。不管怎么说,匈牙利华人中的85%从事商贸活动,10%从事餐饮业。四分之三的商人运转着10-20万美金的生意。一个当地的华人领袖说,在他们当中,每年收入能达到200-400万美金的商人最多不超过10位。
    按理说,匈牙利华人联合到一起,本该拥有相当的力量。但是,律师和翻译认为:中国人之间相互分裂。当四虎市场最后一次涨价时,只有越南人能够组织在一起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中国人中再次出现了一两个“成功地向匈牙利人塞钱的利益维护者”。一个在这里工作了许多年的“地区管理负责人”说:“在这里他们说了算,只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继续提请我们注意,“阿拉伯人、越南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塞尔维亚人和乌克兰人也一起瓜分了市场”。
一个到处打游击的练摊小贩说:一旦对市场进行海关检查,中国商人立即关掉商亭。他认为,每个商人为了检查,都会对检查者进行贿赂,一般来说花5000欧元可以免除打开货柜。有知情者透露:“住着布达别墅、开着宝马车、腰缠万贯的中国人,早就开始自己印刷报关单了。”假如有一个商人被查,两周之后,会以另一个名字继续运营,因为能得到朋友的帮助重新立足。
2006年中,税务部门总共动用了220位检查人员、对四虎市场进行了六次检查。 “忘了开发票”的情况在其它市场的发生率为28%,在四虎市场则为76%。税务检查人员不时遇到当事人塞钱的情况。历史学者邵莱特(Salát Gergely)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有着贿赂的传统,有最新资料表明,中国国民总产值GDP的 15%,都用在贿赂上了。我们不要做梦以为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而会因此觉得自己聪明、灵活、能够适应所在国的环境和关系。他们觉得,只要法律和检查存在薄弱环节,就要好好利用。
    “在匈牙利的政府官员、警察、区检查人员眼里,我们只是肮脏的、小个子的黄种罪犯。”一个在法伊大街市场(Fáy utcai piac)练摊的、活泼好动、总是满脸笑容的老季(音译,Laa Ji)说,他在匈牙利已经生活了十五年。这位来自北京的的年轻人本来是到欧洲学习的,但是由于经济困难,他想当铁路工程师的梦想很快破灭了。在他刚到匈牙利时,谁要想从中国的国营公司得到优惠贷货,有必须要有相应的关系。由于季的叔叔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他有贷货的便利条件,虽然从中国发的货很快到了,但出手却变得越来越难。季认为,大规模的中国公司现在已经不盯着市场,而是在大型购物中心看到了未来,新的品牌和商品是应它们的需要而生产。他抱怨说:“Tesco,、Cora和其它超市以非常底的价格出售商品,我们很难跟他们竞争。”
    世界上80%的CD播放机、70%的鞋类、90%的儿童玩具都产自中国。观察家们注意到:匈牙利华商正在逐渐撤出,他们同时看到,中国的名牌商品正在逐渐征服美国和西欧市场。
 

 
2,他们与我们不同
 
    根据官方统计,在匈牙利合法工作居留的中国人为6800人。专家估计,中国人在匈牙利逗留的实际人数为这个数字的三倍。在匈牙利华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申请获得了匈牙利国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选择加入匈牙利国籍的人并不多。在当地华人社会进行的调查表明,华人社会中知识分子占多数。当然这个调查结果有可能存在偏差,有可能愿意填写调查表的中国人以文化人居多。根据匈牙利人的日常经验,有许多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到我们国家移民。
    中国人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无视匈牙利社会。一个为中国人工作的翻译认为,假如他们能够不按自己的思维方式挑选职工的话,他们的生意会做得更好。由于他们不懂匈文,只要看到匈牙利职工能跟其他匈牙利人交流就满意了,并不考虑他们是否训练有素。对于他们来说,或许置身于文化真空,他们不守当地法规,甚至连交通规则也不遵守。在他们中间有许多技术很差、花钱买来驾照的司机,他们之所以首选租车开,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每周撞坏自己的汽车。
    一个在中国公司的匈牙利职工透露,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只有十分表面的联系,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由于在他们的字典里缺少“前提方式”一词,因此经常将类似的许诺理解为事实。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钱居于首位,权利、友谊、家庭、爱情和其它的一切也十分看重。谈到中国人的日常美学,这位匈牙利职工叙述说:“不久前,我老板到另一家匈牙利公司谈判,穿着西服,提着公文包,刚一跨出奥迪汽车,就朝人家公司装饰漂亮的花园地砖上吐了一大口痰……老板经常一连3-4天不换衬衣。”不管怎么样,他认为自己的中国老板“友好”、“通情达理”,比如说,假如匈牙利职工有病请假,老板从来不抱怀疑,也不计较今年已经请了几次假。“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可能’。事实如此,通过某个哥们儿,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
根据调查表明,我们国家是欧洲大陆最不接受中国人的国家,许多人一提中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与近些年许多公司的倒闭以及社会的不安定相挂钩。绝大多数匈牙利人认为,中国人太多了。历史学者邵莱特(Salát Gergely)认为,这中间存在着严重误解,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将在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与大批倾销的中国货相联系。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的生意是在中国运营,与这里这个的中国移民并无关系。
汉学者巴尼阿丝•埃迪特(Bányász Edit)认为,匈牙利人只是从现在才开始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已经已经成为了世界强国。中国人十分自豪于自己祖国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认为自己受到剥削或奴役。他们看到的是生产力、劳动就业和国家经济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迅速增长。
在我们国家移民的外国人中,数中国人最青睐布达佩斯,80%以上的华人居住这里。由于中国的第二代移民只是现在才开始增长,所以,中国移民对匈牙利社会的影响程度现在还很难预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第一代移民始终保持异邦的感觉,但是他们极力“督促”他们的孩子们融入当地社会。改革之后来到我们国家的华人,他们的孩子已经长成少年。这些孩子们讲匈牙利语、用匈牙利人的思维处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想过以后会回国。重要的问题是,以后他们能否向他们的孩子传递中文和中国文化?
 
 
3,文化与武术
 
    在匈牙利有着许多中国人社团。绝大多数在当地成立的社团,其最大特点是,他们竭力满足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希望。来自同一省或民族的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华人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纳吉•麟(Nagy Lin)接受采访时说, 她们成立协会只是为了一起举行庆祝活动。针对记者关于“华人社团的成为是否为了保护华人利益”这一问题,纳吉•麟出人意外地否认了,说“华人没有任何问题需要求助于社团”。她认为,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麻烦,首先求助于亲戚、朋友,之后是官方机构。难民联合会负责人塔卡契•埃姆凯(Takács Emőke)也赞同这一观点,他们的协会是为了帮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匈牙利移民成立的,至今没有一个华人有问题求助于协会。
    就当地华人的人口而言,这里办有太多的华文报纸,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份。《新导报》的主编耿洁表示,他们主要报道华人圈内的重要事件、文化活动,刊登公共信息,同时尽力报道匈牙利新闻。但她坦白地说,中国读者对匈牙利的国内政治并不很关心。有不少当地华人还致力于茶道、民乐、书法等传统文化的保持与传播,并在“公民电台”(Civil rádió)组织专题节目。华人中间虽然活跃着佛教、基督教团体,但绝大多数华人的思维方式仍是马克主义的。
    匈牙利武术协会主席费耶尔•伽伯尔(Fejér Gábo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协会设有十七种武术项目,旗下有30个武术团体,不仅声名远扬,甚至“匈牙利化”。目前,在我们国家约有5000人从事竞技性的武术训练,95%是匈牙利人。到目前位置成绩喜人,匈牙利选手近年来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上佳绩频传。与武术相关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生活态度、传统继承等方面也意义显著。与其它体育项目相比,武术中的师徒关系在传统继承中份量显著,绝大多数武术项目背后有着自己的哲学思想。
 

 
 
4,谈论黑社会话要谨慎……
 
    在过去一些年里,我们确实经常听到关于中国黑社会的传闻。有人认为,所谓的“黑社会”只不过是些小打小闹的罪犯将自己装成黑社会的样子,实际上遇硬则软。然而,类似事件一登上媒体,使人们误以为“黑社会”真的存在。
    不过,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贝山(P. Szabó Sándor) 却不这样认为,他作为匈牙利警察局的专业顾问已经工作了许多年。根据经验,贝山认为:在匈牙利确实存在不同群体的中国黑社会,他们主要活跃于九十年代。其中,实力最强的两个黑社会团体分别来自福建、浙江两省。他强调说,尽管黑社会的人数与华人群体的人数相比所占比例非常小,但是在华人圈内,所有人都很惧怕他们。不过,他们从来不与匈牙利发生冲突。
反思华人黑社会抢占地盘问题,主要由于当地华人群体在遇到冲突时通常对匈牙利官方的协助不抱希望,时间长了,他们对匈牙利警方感到不信任。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中国男子到当地警察局报警,举报说其家庭受到恐怖威胁。值班警察指着一台电话说:“你如果遇到麻烦,可以打这个电话。”然而,对华人来说,黑社会随时都可能出现,其势力在华人圈内迅速扩展。欠款问题,通常以绑架孩子、讨要赎金的形式解决,结果不止一次地以杀人案告终。华人黑社会——主要出于语言障碍——很少与匈牙利犯罪团体发生接触,由于危险系数小、所得丰厚,华人黑社会的人数很容易增长。在中国人的眼里,匈牙利的司法部门过分宽大。
    一段时间之后,华人黑社会几乎统摄了整个华人社会,一系列绑架人质案、杀人案、持枪抢劫案接连发生,当地华人忍无可忍。中国人不再喜欢与中国人一起居住,通常彼此隐瞒住址。许多人认为,这是布达佩斯之所以不可能建立“中国城”的主要原因。
    华人圈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媒体公开宣战,号召清除自己身边的黑社会分子!匈牙利官方向中国政府方面请求协助,中方派来了中国侦探,在清楚黑社会的行动中主要担任顾问角色。罪犯们被中国官方的介入吓住了,尤其在中国侦探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刊登公告、向黑社会正式宣战之后。(匈牙利人也学会了这一手段:现在,税务局也通过当地华文媒体警告市场摊贩要开具发票)。一个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的全家被杀,成为华人黑社会的戏剧性转折点。九十年代末,匈牙利警方也开始调整策略以适应形势,成立了打击黑社会专案组,投入相当警力处理以前“棘手”的黑社会案件,找重打击组织偷渡的“蛇头”。
春节,既是华人的节日,也是流血时间经常发生的时期。不久前,两个华人中学生在人民公园(Népliget)为了争夺一个女孩持刀打斗,结果被监视射像头拍下,在电视台播放,画面上,其中一个孩子正用向另一个孩子脸上喷催泪剂,一个孩子的头上有一条几厘米长的口子——庆幸的是,打斗者尚未来得及用警方在现场找到的那把切肉刀。
 
 
5,中国人的命运无常
 
采访作家、文学翻译家余泽民
余泽民起初只想从我们的国家经过,结果留了下来并爱上这块土地。他到了匈牙利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中国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市场练摊,而是担负起自己命运的使命:先将当代匈牙利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后来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的作品,而且自己还写小说。他的题为《匈牙利舞曲》的中篇小说集在中国获得文学奖。
 

 
余泽民:1991年秋天,一位朋友为在塞格德市一家私人诊所搞到一份工作邀请,26岁的我经过十天的列车颠簸来到匈牙利。当初我想去维也纳继续读我的专业。当时,我口袋里已经揣了两个文凭,一个是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的学士文凭,另一个则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艺术心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中国这一新专业的第一个学生。在中国时,我关于匈牙利的知识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能背诵的裴多菲诗《自由与爱情》,另一个是我学习钢琴时能完整弹出的第一只曲子——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记者:那你为什么没去维也纳?
 
余泽民:因为中匈关系紧张起来,重新恢复了双边签证,许多中国人被驱逐出境,奥地利对华人也严格起来。最多的时候这里的华人将近四万,现在剩下的还不到一半。如果我回中国,不可能得到签证。我被困在了这里,由于我的文凭当时很难认证,所以决定放弃行医。
后来的两年我是在匈牙利朋友们的帮助下活过来的,当然,我也举办一些特殊的讲座、教授中文,同时开始自学匈牙利语。因为当时感到十分孤独,所以我认为交朋友比挣钱更重要,因此我教中文从来都是免费。那段时间里,我走遍了匈牙利全国,爱上了匈牙利人,也爱上了这个国家。
 
记者:你为什么会感到孤独?根据统计,这里全城都是你的同胞?.
 
余泽民:事实上,我跟当地华人的接触很少,由于缺少共同的话题。所有的人谈论的都是挣钱,但我从来不对挣钱感兴趣。假如我从十五年前开始也到市场练摊或为别人做翻译,肯定也能活得滋润自在,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那种分秒不离金钱的生活模式。
在中国时,我接触的生活面还很狭窄,住在北京,看到的只是大学校园。到了匈牙利之后,我才认识了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华人。
 
记者:你对匈牙利的看法如何?
 
余泽民:我在匈牙利看到了两个世界。在外地,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但有许多善良的人对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从大学教师到简朴憨厚的乡村农民,从作家、艺术家到商人。至于另一个世界,是我1996年搬到布达佩斯后看到的,我担心,匈牙利人越受西方文化影响,会越加变得自私和悲观。
 
记者:这里的华人中,有许多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余泽民:不少,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头扎进生意里。
 
记者:你怎么开始翻译匈牙利作家的作品的?
 
余泽民:我始终喜欢读书,而且读书很多。到了匈牙利后,读不到中文书,于是开始读匈文书,同时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与内心体验,写了不少小说,但从来没给别人看过。1999年,我在一家当地华文报社工作,翻译匈牙利新闻,并且开始试着翻译匈牙利小说,两年里翻译小说30多篇。我最喜欢的匈牙利作家是塔尔•山多尔(Tarr Sándor)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
2002年当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家中国出版社不仅激烈争夺出版权,而且很难找到合适的翻译。我母亲在北京帮我打电话与中国作家出版社取得了联系。我帮助出版社搞到了4本书的中文版权,并且承担下翻译工作。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以不可思议的热情和精力全身心到投入到翻译工作。
 
记者:为什么这么紧张?
 
余泽民:因为当时另一家中国出版社也购买了凯尔泰斯另外3本书的中文版权,于是开始了一场出版竞争。不过,我欣慰的是,我翻译出版了《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英国旗》和《船夫日记》四部作品,他们只出了一本。
 
记者:有传言说,匈牙利政府打算引入上百万的亚洲移民,你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余泽民:假如这个消息确实是真的,我也不明白,匈牙利人为什么要这样害怕?一来,现在还存在签证体系,二来在过去几年来,当地华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商人们没有看到能够吸引他们的机会与潜力,许多华人大公司都逐渐向国外或中国发展。留下来的大公司,比如著名的WINK公司,在向波斯尼亚等周遍国家发展的同时,在中国投资影视与建材业,并赞助匈牙利特奥、举办马拉松、与其它华人公司合作创办乒乓球俱乐部,推动匈牙利体育发展,回报于当地社会。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在欧洲,你见过中国乞丐吗?
 
记者:没有见过。
 
余泽民:中国人具有独立创业的精神,如果这里没有发展可能,自然就会转道它国。假如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他们还会回国发展,从来不会成为当地社会的累赘。我认为,假如匈牙利的穷人能跟中国的穷人一样勤奋、乐观,那么你们的国家将是另一种样子!我觉得,匈牙利人的视野与思维许多时候不如中国人开放,有些人并未真正具备接受改革的心理准备。
匈牙利加入欧盟,为匈牙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我希望匈牙利社会能够接受并消化这一观念,不要和从前一样对外来民族抱有戒备与抵触心理。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经济都趋于共融的多维世界里。
 
 
6,沿着成吉思汗的足迹
 
采访华商、蒙古歌手图格拉戈(To Ge La Ge音译)
二月底,在匈牙利的华人欢度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毫无疑问,在罗兰大学法学系大楼的礼堂里,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除夕晚会”,将大学生们引入了深思。时间虽然短暂,但是通过歌声、舞蹈、动作、手势与服装,向匈牙利观众展现了平时只有在“国家地理”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世界。图格拉戈先生用他独具特色的嗓音征服了观众。
 
图格拉戈:1993年我带着全家来到匈牙利。尽管这并不是秘密,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和蒙古人是为了挣钱才来到这里,但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事实是,是匈牙利的文化吸引了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我学习了诸如李斯特•费伦茨这样的匈牙利大师的作品。与此同时,我对12-13世纪的巴图和成吉思汗到过的土地产生了兴趣。
 
记者:移民到这里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图格拉戈:到达这里后,我和妻子都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商品严重短缺,因此,从国内向这里发货是一个好主意。起初,我们从事产品批发,但是后来不做了,开了一家礼品店。从那之后,我开始经商,再没有登上过舞台。只在酒馆里给朋友们唱过。
 
记者:你们是怎么适应匈牙利社会的?
 
图格拉戈:除了一个对接触异族文化的外国人来说的日常体验之外,我没有遇到特别的麻烦。当然,这也应该感谢我的婚姻,我的妻子是汉族人,我是蒙古族人,我们在家中已经习惯了彼此适应。我们的女儿在医科大学读书,适应当地社会并不困难。每当她遇到不顺的事情,我都会鼓励她说,你的心胸要想蒙古草原一样博大开阔。
 
记者:你眼中的匈牙利人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匈牙利人能够接受亚洲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不象意大利或俄罗斯那样有意识地与中国保持一些距离。他们给我的总体印象很敏感,甚至抑郁。我意识到,在最近几年内,在匈牙利仿佛一切都缓慢了。在我刚到这里时,这里的一切都很火热,当地人也那时也更具有激情。这很可能与低收入高税收有关。当然了,假如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也能够体会到幸福,那才更好。
 
记者:即便如此,你也有意在这里安家吗?
 
图格拉戈:对,我想学习匈牙利音乐,尤其是民歌。在这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匈牙利文化,我则鼓励我匈牙利朋友,不要拒绝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与蒙古文化,我的妻子学习公共经济,她从我手里接过了公司,这样的话,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搞我从小喜爱的事情。
 
 
7,匈中双语学校有什么新闻?
 

 “你是哪里人?”然而,一看就是亚洲相貌的小男孩并没有听懂记者提的这个愚蠢问题,他想当然地回答,他是在我们的国家出生的,而且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的匈牙利人,但是,对这些中国血统的“尤若夫”、“克利斯蒂”、“提米奥”来说,成长到十几岁时则遇到了真正的冲突,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相貌也看上去能象匈牙利人,希望能够融入到我们中间来。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国家民众不容易接受外族人的性情,使得他们由于自己的亚洲相外貌而很难与当地的孩子一样为社会所接受。  
2003年迈杰斯总理访问中国时,承诺将在布达佩斯成立了匈中文双语学校;一年之后,2004年秋天,94名学生开始在新成立的学校里读书。尽管当时的数据表示,共有450个中国孩子在匈牙利的学校里读书,但是来双语学校学习的学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报名数字。目前,匈中双语学校共收学生124人,学生中的匈牙利孩子也越来越多。匈中双语学校校长林德纳•古斯塔弗夫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学校不仅在匈牙利,即使在整个欧洲也独此一家。报名到同一个班级里读书的学生们中,一部分孩子只讲中文,另一部分只讲匈文。而且,由于与办校方针并无违背,因此学校并不拒绝招生蒙古学生,有的学生既不会中文,也不会匈文,只会说一点点英文。这种情况对教师教学增加了难度,一天从早到晚都要围着学生们团团转。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是在市场练摊,真正有钱的大商人的孩子自然送到布达的英语学校。
匈中双语学校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的流动性很大,学生们来来走走如同跑马灯。有的孩子只学了两周,就被家长转学到了其他学校;也有的孩子被家长托付给这里的远亲照看,以期自己能够更多的自由处理更多的业务。另外,有的孩子没有做过任何解释就从双语学校“消失”,学校无从得知之后的消息。根据教师的透露,有时侯,这些自认为是匈牙利人的孩子们确实很难理解和接受。
以前,匈中双语学校女校长曾在匈牙利学校工作过,她注意到,中国孩子要比匈牙利孩子刻苦得多。匈牙利教师认为“这个在匈牙利学生身上看不到的优点——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与生俱来”,教师的威信与教养非常重要。在中国,不仅在家里对孩子的管教十分严格,在学校里也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接受礼貌、文明的举止。在学校里,学生们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文明环境,那里自然没有不良压力。不过问题是,由于担心遇到风险,教师们很难将他们带出校门。一旦遇到社会上的排斥,他们将向教师们学习如何面对歧视和进行自我保护。
孩子们作为外语学习匈牙利语的情绪非常高。年轻的女教师不是用普鲁士的严厉手段,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尚未出现什么问题。孩子们高兴地玩着唱着匈牙利歌谣——“茨弗拉宫殿”和“花环,花环”。孩子们互相解释“为什么花环很悲伤”,并用中文小声嘟囔。
 
 
8,我们不了解的方面
 
 
Bodnár Attila
男,25岁,大学生
我对这里的中国人并不反感,但是我觉得首先应该为匈牙利人创造就业机会,之后才能考虑引入百万亚洲移民的问题。
 
 
Varga Zsolt
男,21岁,石匠
如果一个人去逛市场,满眼看到的都是中国人:他们总卖一些质量很次的烂货,确实让人生气。有人说他们并没影响匈牙利人就业,这个不管谁说我都不信,因为他们在这里过得日子要比在中国好得多。
 
 
Nikodém Vanda
女,22岁,大学生
中国之所以喜欢来匈牙利,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过的缘故。在他们的国家,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必须去其它的地方。另外,尽管我没有什么证据,但我听说,许多中国商店、餐馆都做洗钱的生意。
 
 
Szabó Pál
男,67岁,退休人员
该死的中国人!满城都是中国人。现在请您跟我说实话,您愿意十年后看到到处满跑的都是中国孩子吗?
 
中国政府为了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而成立了孔子学院。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创办,目前全世界已开设了130家孔子学院。2006年底,匈牙利孔子学院分院正式成立,建院时,中国方面除了捐赠了3000册图书外,还给予了1万美金的经济支持。罗兰大学东亚系系主 任、匈牙利孔子学院校长郝清新(Hamar Imre)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们的使命是,让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不仅通过大市场、更通过有意识的宣传了解我们至今为止我们许多匈牙利人尚未了解的几前年中国文化。
2002年,为了满足在我们国家投资的中国人,在匈牙利建立了中国银行(匈牙利)布达佩斯分行。银行基金为27亿福林。银行归属中国银行所有,管理层有两位匈牙利人Fekete János 与dr.Shiffer Péter,其余的均为中国人。
中国第二个国际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匈牙利变成他们在中欧的货物运输中心。据统计,GDP的6%来自货物运输业,这个比例可能还会翻一翻,除了国际和政府资源外,还需动用其它资源。这样以来,可能将有大批资金注入我国。所以,中国的大城市之一“Cang Dzso”市希望与匈牙利的纳吉康尼热市(Nagykanizsa)缔结友好城市,并非出于偶然。这里还将成为中国通向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意大利的门户。中国商人在扎拉市(Zala)的出现,对当地不少匈牙利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它们可以扩大公司运营的领域,在南欧寻找新的市场。
经济领域的步伐已经迈出,巨大的中国资金试图从我们国家开始政府欧洲。首先,数十亿美金的资金以建设居民区的形式注入匈牙利的建筑工业;随后将在首都拉斯洛医院(László Kórkáz)内建立中国医学中心;另外,还将参加国家政府支持的出租公寓发展计划;此外,有意将塔萨尔航空基地(Taszár)变成欧洲的中转站之一。匈牙利自2005年后,这个弃用的第二大机场始终未能解除其军事用途。由于政府两次公开招标试图转让机场,因此莫吉州(Somogy megye)政府免费获得的希望渺茫。
四月份,为了具体落实上述计划,将有建筑专家从这个共产国家来到匈牙利;他们还向匈牙利建筑专家提出“互换渡假”的建议。有一家报纸透露,他们有意将我们的塔楼修缮计划变为他们的居民区建设计划。